日本近代国家建构略探

在工业时代到来以前，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国在扩张过程中对其的吞并。热衷于开疆扩土的元朝军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尝试攻打日本本土的军队，最终由于特殊的气候而失败。不过这种孤立的状况很快就在世界工业浪潮中被打破。

冒着浓烟的黑船

在日本横须贺市有一个面朝大海的公园，叫做佩里公园，而佩里就是那个打破了日本国门的美国舰队的司令，就如公园中央的纪念碑所言，那上面用日文和英文描述了这样一段话：“1853年7月8日，来到浦贺海面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在此地的久里滨海岸登陆，将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信递给江户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缔结了《日美友好条约》，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了世界的原动力。”这就是以伊藤博文为首开化的日本武士对于“黑船事件”的看法。

舰队在傍晚时刻到来，按照西方世界通行的外交礼仪，美国人要求日本的高级官员接受美国总统致将军的信函。不过，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相同，日本并没有现代化的行政机构，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外交制度，他们只好表示，按照日本的国法，高官并不能接待外国的船只，这与他们一直学习的中国是相似的。为了避免民众、地方官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造成叛乱，清朝政府不准中国民众官员与外国人接触，任何涉及到外国人的纠纷都必须上报京师，在中央做出裁决。不过鉴于鸦片战争清朝的惨败，日本的态度也不敢过于强硬，最终同意在佩里公园的所在地接受了美国总统的信函。

1858年，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代表美国与日本谈判，在7月29日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与1854年佩里签订的《日美友好条约》相比，这份条约更加具体，更加实际，因此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条约，日本要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等港口，并在港口设立领事，美国大使可以居留江户。美国人犯法由美国法律制约，通过领事法庭审判。日美民众可以自由贸易，日本官员不得干涉收取费用。除医学目的的鸦片贸易被禁止。开港是日本精英界争论的中心，一边是开港派，他们支持开港，避免因闭关锁国而带来的战争，一边是攘夷派，他们坚持击退美国的船只，拒绝美国的开港要求。日本在闭关锁国期间，与清朝的政策类似，是不允许外国人常居日本本土的，而是让外国人在长岛进行休整，而清朝政府则是让外国人在澳门休整。日美民众的自由贸易则可以让美国的商人船只在日本沿岸便捷地获得补给、扩大海外市场。

明治维新到来前的改革

攘夷派的态度得到转变，是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终于明白，攘夷毫无意义，西方强大的炮舰能击穿任何坚硬的盔甲，炸毁任何锋利的武士刀。于是，希望通过开港让日本富强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多数人认同。这就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开端。一些藩地也引进了大量西式武器，比如长州藩、萨摩藩等。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引入西方民主作为近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是一场社会实验。这些国家在尝试的过程中要么出现混乱，要么出现倒退，要么出现停滞，真正成功引入了西方自由现代性的国家寥寥无几，甚至有人提出西式民主是否不适合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而日本算是一个成功者，成功培植了日本的“西式民主”，不过历程则比想象中更加漫长而艰难。

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比想象中到来的更早。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德川幕府就尝试过改革。1866年，德川庆喜继位，成为德川家的第十五代将军，年轻的将军锐意改革。实现行政官僚的薪酬制；实行法院、行政部门、两院制议会分权；组建西式军队，着西式军服；征收货币税；建立外交机构与外交制度。将军本人还曾在与西方人宴饮时着西装。不过此时的幕府早就摇摇欲坠，维新派的势力壮大，经过战争，在1867年10月1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将权力还给天皇。

近代国家的建构

掌握政权的维新政府开始为改革做准备，力图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1871年8月，天皇发布敕令，宣布终结大名的统治，废藩置县，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废除等级制，宣布四民平等，解放贱民，平民也可以有姓氏，并针对武士阶层发布了散发脱刀令，武士阶层高贵的等级标志被迫消失，一时激起了武士们的强烈反抗。最后以政府赎买武士的终身俸禄权而告终，但武士的衰落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大部分武士丧失了身份后，没有谋生技能，成为穷困潦倒的浪人，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新兴的国家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武士们并未体现出同情，他们先后在日本各地发生叛乱，都被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的铁血政策强力镇压，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被愤怒的武士刺杀身亡。除此之外，为了开启民智，日本在1872年9月颁布了《学制》，确立了普及初等义务国民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到1912年时，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8.2%。

而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1871年，以《日美通商条约》十四年期满为契机，日本政府派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使团出访世界。他们带着两个重要使命：一是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展现日本的开放态度。二是对各国国情做一个考察，为日本的国家建设提供参考。有意思的是，随同出访的还有6名女留学生，这在当时的东亚世界是极其罕见的。使团于1873年归国，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这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一份重要的参考材料。

使团的出洋，最大的感受就是来自于西方世界的经济繁盛，工厂林立，尤其是英德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撼，于是他们认识到国家富强的中心在于工业化。由此日本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近代化进度加快。国家逐步建立起铁路、电信、邮政等可以促进工业顺利发展的部门；成立内务省，创办国家示范性工厂，用来启发民间办厂；给予新兴的企业家以贷款援助；重视国民启蒙，设置读报奖励，帮助新闻界发展。

在国家政体建构上，日本的精英界就建立什么样的宪政体制各抒己见，有人主张学习法国政体，采取一院制，实行普选制。也有人主张学习英国政体，实行两院制议会，行政党政治。而当年出洋的使团中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木户孝允等人也都在政府任职，他们认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共和制并不适合日本社会，日本应该学习德国政体，以军事强权政策为保障建立起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不承认政党内阁，但主张上下议院参议国政。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能明显看出德式政治的影响，规定了“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在宪法中强调“臣民”而非“公民”，还规定了天皇拥有统帅海军、陆军的权力，独立于行政、司法、议会体系之外。不过宪法明确规定了民众“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讯及处罚”，“书信秘密不受侵扰”、“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的自由”，维护了民众的个人权利。以宪法为核心，十年间，日本公布了八部法律。日本近代化国家形成是以天皇为中心，允许寡头政治存在，对家族、社团组织等传统社会细胞公开支持，承认国民参与政治。据此，1890年进行了第一次议院议员总选举，过程公开透明。

宪法存在的巨大隐患

日本宪法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隐患，并没有彻底颠覆日本的社会层级与结构。根据规定，军权与其他权力相独立，不受监督制约，因此在国家的政权体系中形成了文武二元结构。而天皇始终坚持着听而不决的传统，军权实际掌握在军队手中。

日本是一个岛国，物质资源极度匮乏，而与之相近的中国东北则如此的肥沃富饶，黑土地，成片的稻苗，在军部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对满洲里的渴望就变的更加赤裸而明确，犬养毅等人大肆鼓吹干涉朝鲜内政，侵略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中日战争仅六个月就结束了使得日本信心大增，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一次浇灌了日本国民的热情。

1909年，伊藤博文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遇刺，遭到韩国人安重根的刺杀而身亡。而随着伊藤博文为代表的这些明治元老去世，军部势力扩大，内阁成为军部附属。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加上日本长期战争物资匮乏、地震灾害等，日本民众物质与精神双双陷入失落。1900年伊藤博文在日本建立政党、1918年多数党领袖原敬任日本首相组成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到1925年实行男子普选制，都不能解决日本的危机局面。尤其是1929年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日本出口锐减，经济大受打击，对战争的狂热愈演愈烈。

战后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为中心发动了侵略战争，实施法西斯专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后，美军占领日本，在日本实行“非军事化”改革，以瓦解日本社会存在的法西斯建构基础。在美军的主导下：

1. 援助大量的粮食来缓解日本民众饥荒问题。

2. 逮捕并审判东条英机等战争犯，解除日本军队武装，废除日本的军事机构，国家主义团体被解散。

3. 整肃公职系统，废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保护妇女参政权，组织工会。

4. 在土地制度、教育制度上实行改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借机依靠军需订单发展日本经济，战后经济逐渐复苏，又借助扩大外交关系，与各国定约，经济突飞猛进。

国家主权从天皇转移至人民，日本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建构在美占领军的指示下最终实现了。日本自近代以后一直以西式路径作为国家富强的方法，也证明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并非仅仅是西方世界价值观的反映，可以在普世的范围内移植，不过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是很难不体现在政治当中，如何克服与自由民主相悖的传统价值观，不断进行民主化改革始终是日本所面临的问题。2017年，伊藤纱织发表自传《黑箱》，揭露了日本社会存在的女性遭遇性暴力而得不到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现象，从全方位讲述了这个国家中不合理的制度建设、强奸罪认定程序以及“女性没有say no 就等于说同意”的父系强权观念、缺乏反抗精神的主流媒体。纱织历经两年多的斗争最终以改变了日本的强奸罪司法认定而告终，至今，纱织的胜利不仅鼓舞了日本社会中的女性，甚至感染了世界上有相同遭遇的人群，但同时，不和谐的声音始终充斥在日本社会中。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唯一来源就是民主，而民主之路漫长且曲折，强权与专制总在社会中处于“权威”地位，对抗专制就成了民主国家的必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