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一、官与民——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认为，我们正处于全球化“3.0”时代，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推动力则来自个人和小的集团。

在全球化“3.0”时代，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结构改变了，国际舆论场的格局亦被重塑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主的区域性单元舆论场逐渐成为全球传播舆论场的分场。在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民间舆论场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二、新与旧——传播渠道的多形态化

新媒体外交成为外交新战略。中国亟需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和信息资源，通过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对话、改变国内网络管理思路与体制等方式来推动网络外交的发展。新兴传播媒体这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信息跨境传播的成本，带来无域化网民全球性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则实现着日益精确化的分众化传播，持续提升了信息公民个人的文化动能和经济动能，也就是以个人努力影响和作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能力”。

三、内与外——传播空间的去地域化

在全球化时代，舆论焦点的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事件是国内的事件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的眼光，不能只盯着国际事务。国内事务处理的好与坏，同样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国家形象、国民形象与政府形象既体现在国际交往之中，也体现在国内事务之中。

四、张与驰——国际传播的节奏感

国际舆论场的建构，同样需要这样的快慢张驰的节奏感

五、显与隐——传播方法的柔性化

国际传播当然也不是说就不可以有钢硬的、显性的宣传手段，只是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双向的沟通与互动的方式来引导、说服来实现的。这种强调交互式的参与沟通，以对话取代独语，以沟通取代命令的交互式的沟通对话，会更有效而更完整地了解他国公众心中的想法，也可能使信息的传递更为完整、更正确。

六、硬与软——传播战略的双重布局

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控制和影响他人，都是权力的基本欲望。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权力就是有所作为与控制别人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能随心所欲的能力，能够影响别人行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将软权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可见，“软权力”是一种更高远的控制与影响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

问题：

一、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宣传的手段太明显，传播策略比较单一，缺少国际上认可的媒体渠道，不会讲述中国的故事

二、中国对软实力构成的三要素——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建设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在文化上，中国尚未梳理出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最具有正能量、而又可能有广泛吸引力的元素。价值上，我们因为纠缠于可能因为接受普世价值而处于被动地位，反而未能利用这些全球广泛接收的理念来传播和建构中国的影响力;而在政策安排上，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强大的智库群

三、话语权的缺失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1.全球传播渠道更多元化，但西方社会仍然掌握主动权。

2.在国际信息新闻传播市场，缺少中国的故事。

就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而言，就是既要讲发展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讲两面才符合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点

其三，国际传播人才也严重不足。

四、中国在国际传播场，仍然缺少真正了解中国、愿意为中国鼓与呼的第三方力量。但对中国官方的传媒，西方受众持有一种“坏孩子印象”。“‘坏孩子印象’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即使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但传播效果却打了折扣，正面报道无形中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甚至变成了负面报道。”